這是關於一個人和一本書的故事：從文組進入高科技公關領域，參與並見證台灣科技業發展 30 年的影響力量公關總經理高孟岑，深談多年來在國際市場闖蕩的切身經驗，對照上一時代的《孫運璿傳》，為何如此令她動容？ 在一次跟《換日線》負責人翔一的碰面中，談到天下再出版了《孫運璿傳》這本書。一直跟高科技產業關係密切的我，對這位傳奇領袖自不陌生，卻也讚許天下在如今這個混亂多變的時刻，選擇用那個年代的故事，安穩人心。 「可不可以在那些前輩名人以外，我們也聽聽不同世代談這本書的閱讀心得，拉近更多年輕人對這個人與那個時代的理解？」我半開玩笑半認真地提出這個問題。 「好啊，那我們這就邀請高老闆 Christine，這個文組踏入高科技產業、跟隨台灣科技發展走了 30 年的公關人來聊聊！」 敲定採訪之後，壓力就來了──「大時代跟偉人傳記，要怎麼好好聊？」、「又怎麼讓天下換日線，這群看世界、愛挑戰的年輕讀者不失望？」 隨時心繫台灣「國強民富」，數十年後仍令人動容 答案還是要從真實閱讀中找，於是我開始帶著書走日常行程。 在一次會議等待時間中，我看到《天下》發行人殷允芃寫的序中提到的文字，不禁深深動容：...

「沉默螺旋」不只發生在政治輿論領域，更在職場上隨處可見，它的殘酷在於：讓一個人相信自己是少數，然後帶走了那個人本來可以給世界的東西。 那場會議，我到現在還記得。 那年我 30 幾歲，剛開始帶團隊不久。他剛大學畢業，比我小 15 歲，話不多，但思考細膩──是那種你知道腦子裡有東西，只是不太說出來的人。 工作第三個月，有次會議討論到一半，問題一個接一個往他丟過去。我看著他的臉，從緊繃到脹紅，然後眼眶開始泛紅，淚流不止。 我馬上叫停那場會議，讓他下午回家休息。 兩個禮拜後，他來找我。「老闆，我可能不適合這個工作。」 我那時候沒有急著反駁他，也沒有給他一堆鼓勵的話。 因為在那場會議之後，我也在檢討反省自己，我看到的不是一個人在說自己的能力適不適合，是一個人在說他在這個環境裡的疲倦。像我剛出社會時後的前三個月，也一直觀察周圍的人，一直在計算說出來的風險，一直把話吞回去──直到某一場會議，再也撐不住了。 於是我跟他說：「先不談適不適合。我們做一個約定──下次你需要思考的時候，可以跟我申請 10 分鐘。想好了，好好說。」 沉默背後必有關鍵資訊 我在公關這行走了 30...

七月，《職業安全衛生法》職場霸凌專章即將上路。新聞出來後，企業主之間閒聊時都相互嘲諷：「現在管個員工，動不動就說霸凌，主管怎麼辦？」 一路從底層做到中層與高階主管，我明白其實規定都是「防君子不防小人」，往往規矩都是因為有人不守規矩，而變得規矩更多。法律與規範的確是民主社會的根基，但當法規的邊界越來越清晰，但「如何帶人」這件事，反而變得更模糊了。 但更進一步思考：如果一間公司，管理的底線是「尚未違法」，這間公司的文化，早在立法之前就已經出問題了。 孫震校長：「倫理是人類共同生活的最低標準。」 孫震校長在《儒學新解：理想人生與全民幸福》中有一句話，我讀到時停了很久：「倫理是人類共同生活的最低標準。」 這句話中「最低標準」四個字打醒了我，恍然明白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規範的舒服，遺忘了道德以及人性格局的價值。 我們現在談的企業文化、品牌價值觀，很多連這個最低標準都還沒達到，卻已經在追求「共好」的美好願景了。霸凌新法之所以讓老闆心累，正是因為法律現在要強制鋪這塊地板——而這件事，本來應該是文化自己做到的。 孫老師的背景是經濟學，書中邊際效益遞減法則來解釋為什麼倫理不只是道德問題，更是策略...